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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玲:中国人文关怀历史渊源

发布时间: 2017-11-14 14:48:01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西方是理性精神。儒释道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确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转换时空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历史谱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五彩缤纷的画卷。

在中国,人文关怀精神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初见端倪,到春秋后期逐渐形成,自此以后,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经久不衰,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灵魂。中国古代《周易》书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意指人际间相互关系准则。

在中国传统人文关怀思想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忠义理智信等规范,在处世立身方面提出诸如自强、知耻、明智、节制等规范,同时,在“远神近人”、以人为本、注重人对于真善的追求等方面做出了规范和警示。儒家主张把精力集中到人事方面,提倡以礼治国、以礼行世,为儒家文化开辟了一条远神而近人的人文主义道路。

 

人文关怀的发展历史呈现出连贯性和阶段性,每个时代有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观点,简述如下:

春秋时期的管仲首先提出“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思想;其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崇“仁学”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西汉独尊儒术后,贾谊提出“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的主张,以民本主义为主的德治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把对人及社会的关怀提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比较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和情感生活;

隋唐时期比较强调人的气质、修养;“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宋明时期把人的品格抽象化,并用真心真性来概括,以无心无理相聚和,使人文精神得以升华;

明末清初,由于西方文明的输入,拓展了人们的眼界,出现了反封建礼制的人文潮流,黄宗羲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将传统民本主义推向高潮;

清末严复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中国的人文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孙中山等革命行者服膺于西方人文主义和民主宪政思想,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其核心就在于要打碎封建礼教和封建枷 锁,争取人性的解放和个性发展,争取个人独立自主的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人文关怀思想在历史大社会中不断发展变化,在医学领域更是集中表现为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理念的医德。中国医德在前年的医学实践中代表人物灿若群星,著述多而精辟: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宋代林逋在《省心录》中指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关心和同情患者、救治患者生命是自古以来历代医家所奉行的医德基本原则。孙思邈就曾提出:“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长幼妍媸,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宣扬人文关怀的礼教文化,落实到具体的家族、家庭教育中,则表现为充满人性温度的家训关怀理念。

司马光《居家杂仪》就有:“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父母有疾,其子色不满容。不戏笑,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合药为务。疾已,复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照护关怀理念被灌输给“女性治疗者”(women healer)。根据Versluysen的说法,女性向来都是主要的治疗者,她们接生,照顾病弱、小孩、老人等,处理危机状况,甚至施方给药。她们是没有执照的医生和解剖学家;她们是堕胎者、护士、医生和咨询者;她们是药剂师,种植药草,并与人交流药草的神秘用途;她们是助产者,穿街走巷。

 

中国近代的护理事业是随着近代医疗事业兴起的,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护理工作随着西医和西式医院由传教士传入中国。1884年第一位传教士伊丽莎白.麦基奇尼来到中国,在上海倡导新护理制度,引入新护理概念。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中国医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医学人道精神,所谓医学人道精神,是一种提倡热爱人的生命,对人的理解和关心,尊重人、保护个人权益和以人为心得医学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医疗过程中,对生命的救治、对病痛的解除、对患者情绪的调节等,始终贯穿着这一精神。

护理事业中发展的人文关怀思想和信念,在实践中不断衍生与发扬,将关怀的对象扩及至众人的同时,也必然惠及自身。“护士”之名的翻译即是明证。护理学先驱钟茂芳认为当时“看护”一词不合时宜,在请教多名文学家后,再广泛阅读参考资料,最后选用“护士”代表“nurse”。因为在中文里,“护”的意思是照顾、保护,“士”指知识分子或学者。“护士”之名经1914年首届全国护士代表大会通过,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