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养老问题依然成为了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多家媒体在统计两会关注度前十关键词时,都出现了养老相关的话题。就连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养老”二字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出现频率,全文共提及8次。另外,报告还特别提到了“医养结合”这一新方向。在业内看来,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养老的内容不难看出,政府除了愈发重视养老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外,也在加速向养老产业抛出一系列“福利包”和新方向,为这一夕阳下的朝阳产业迅速壮大铺路。
两会期间,多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全国政协委员也不约而同将焦点对准“养老”,并已准备好相关提案。“养老服务看起来和我所从事的工作没直接关系,但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因为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变老。”
1全国政协委员徐晓兰:
利用大数据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桃姐》里,侍候了李家数十年的老佣人“桃姐”,在一次中风之后被刘德华饰演的“少爷”送进了老人院。如今,在我们身边,有2亿多这样的“桃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促进居家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收集、分析和解决大量分散居住老年人群的养老需求是重要基础。”
在《关于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促进居家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提案》中,徐晓兰用大数据翔实分析了我国“未富先老”的银发潮现象。
民政部《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已上升至15.5%,并且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到2050年,根据联合国预测,“桃姐”占比将升至36.5%达4亿多人,然后将长期保持在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上下。
电影里“桃姐”的养老方式,是目前世界上主要的三种养老模式中的一种:即机构养老。其他两种分别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目前在中国,这三种养老模式分布占比约为3%、96%和1%,居家养老占绝对主流。
徐晓兰分析认为,中国“桃姐”们大多选择居家养老,一方面与养儿防老的传统习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的养老资源供给相对短缺。
在她看来,目前的居家养老业问题多多。信息化程度低,缺乏合作交流平台。虽然已有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涵盖了护理、家政、救助、维修、配餐、心理关爱等领域,数量和规模不小,但是分布较为零散,质量参差不齐。同时这些服务机构相互之间的合作交流较少,各自为政,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
“养老服务的公共数据共享困难是另一大难题。”徐晓兰说。目前,国内有关部门在数据拥有和使用方面存在障碍,未能形成诸如周边居住环境、医疗机构配比、社区活动中心数量及分布等老龄人群公共服务数据的互通和访问。诸多“信息孤岛”导致信息的不完整和重复投资建设,不利于居家养老服务业的统一高效发展。
为了让“桃姐”们享受到优质的居家养老服务,徐晓兰建议,首先要建立国家老龄信息数据中心,开放养老服务方面的公共数据;其次是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相关的标准及规范,吸引社会力量和民间机构积极参与、共享共治,形成集技术、服务、监管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管理体系。
“推广、鼓励使用家用智能健康终端也同样重要。假如刘德华有了健康APP,就可以随时查看‘桃姐’在家的饮食、作息、健康状况。此外,基于数据分析,展开差异化服务与个性化定制也将成为未来居家养老产业的发展趋势。”徐晓兰说。
2全国政协委员白鹤祥:
加大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力度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人行重庆营管部主任白鹤祥将提交《关于盘活社会闲置资源以市场化方式扩大养老服务供给的提案》,全国人大代表、人行杭州中支行长殷兴山将提交《关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养老金融发展的建议》。
白鹤祥认为,以市场化方式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是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的必然方向。盘活社会闲置资源增加养老设施供给,不仅能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缓解养老市场供需矛盾,还有利于增加就业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白鹤祥表示,如果通过市场化手段将部队、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闲置度假村、培训中心、疗养院所等设施闲置资产转型为养老中心,不仅可以极大地避免公共资源浪费,节约相关财政资金支出,而且将增大养老服务供给,让更多退休老人得以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业涵盖衣食住行、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健身娱乐等多个领域,涉及面广、产业链长,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闲置资源转型成养老服务设施,必然涉及建筑、装修、医疗器械、电器、电子设备、家居用品、日用化工等多个行业,将有效释放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白鹤祥表示。
白鹤祥强调,盘活社会闲置资源,所需资金可通过信贷支持、补助贴息和政府采购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企业、公益慈善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参与转型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管理。政府方面,可安排财政性专项资金或各类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社会资本可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PPP等模式参与闲置资源转型建设。金融机构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改进对社会养老服务产业的金融服务。
3上海全国政协委员吴幼英:
以制度设计替代"养儿防老"
70周岁的上海全国政协委员吴幼英参加“两会”,只准备了一份提案,主题是养老护理员的培养,“我母亲102岁过世,生前被儿女们当老宝贝护着,一天都没离开过人。可是,今后的老人们没有这么多孩子,不大可能这样了。养老要借助机构、社区甚至全社会的力量。
到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已占总人口的15.5%,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更使养老成为家庭、社会的一道难题。全国政协委员丁常云说,上海市独生子女家庭约有305万个,占全市家庭户总数的60.2%;全市约有610万独生子女父母,占户籍人口比例43%。自2013年开始,步入老龄阶段的人口80%以上是独生子女父母;2018年以后,每年将有24万到34万的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年。
“二孩”新政在中国高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出台,它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尚需长久的等待。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必须承接住由万千家庭向外溢出的养老需求。丁常云提出,必须通过建立新型社会化养老体系来破解这一难题。
上海的老龄人口比例接近全国数据的两倍(28.8%),建立社会养老体系的步伐也更为紧迫。自“十一五”开始,上海就照着“9073”格局引导和规划居家、社区、机构三个层面的养老资源配置。占据90%比重的居家养老,并不是说全由子女和家庭自行照料,而是由政府、社会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提供支持,比如针对老人提供老年津贴、志愿服务、居室改造,针对家属提供喘息服务、“护老者”培训等。
不过,目前90%的居家养老和7%的社区养老边界日渐模糊,广大老年家庭需要社区多方位的支持,落地在社区的养老资源通常也会尽力向家庭辐射。比如上海进行医养结合布局时,把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位成支撑平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要服务辖区的签约老人,中心还要帮辖区养老机构对接医疗服务,不论是中心本身还是其他医疗机构的资源。
4四川全国政协委员:
关注老龄农民工安身养老
有一个群体,他们面临着“是市民还是农民”的身份尴尬,“留在城镇还是乡村”的归属尴尬。全国两会上,多位四川全国政协委员认为,改革开放后较早离乡出来的一代农民,如今不少已奔60岁,就业竞争力正逐渐丧失,必须关注他们的未来安身养老之路。
梁伟华委员说,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边缘群体,农民工养老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城市无法为农民工养老,乡村难以承载农民工养老。“据2015年省总工会对珠三角地区川籍农民工生存现状的调查显示,40.5%的川籍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
罗茂乡委员说,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养老保险制度仍存在体系残缺、权责模糊、待遇水平低、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等问题,致使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群体游离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即便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养老金账户虽然可以跨省流动,但是社会统筹部分不能带走,这就意味着在发达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一旦回到经济较为落后的家乡,养老金收益就要打不少折扣。此外,农村的新农保待遇非常低。
赡养也是个问题。朱家媛委员说,在她所联系的贫困村,很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因缺乏技术,收入很少,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一般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赡养老人乏力。
罗茂乡委员认为,要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加强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推进养老保险管理体制改革,制定落实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政策,使其由“碎片化”向“一体化”发展,真正破除地域壁垒,增强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
刘建军委员提出,精准扶贫工作要提前谋划第一代老龄农民工逐步返乡返贫带来的贫困人口锁定数和动态数的变化,按照“几个一批”的思路分别施策脱贫。对尚有劳动力的第一代农民工,应提供技术培训和鼓励返乡创业,或结合当地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项目,引导和鼓励业主吸收其务工,发挥作用并增加收入。“在城镇化背景下,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工留在城市是根本之道。”梁伟华委员提出,要结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推进公租房供应制度改革等方面,向符合条件的第一代农民工进行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