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最新发布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在目前8.41亿基础上翻番。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日前也发布报告称，到2020年将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超老龄化阶段。而按联合国定义，当一国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达20%即进入超老龄化。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支付面临空前压力。
作为全球性选择，各国政府都普遍建立起了作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社会养老保险。目前，除了瑞典、英国等少数福利主义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完全来源于公共财政与企业雇主的税缴之外，其他国家都采取了政府、企业和公民三方按不同比例共同出资和积累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办法。绝大多数国家养老保险金发放现收现支，养老保险金基本上没有积累，基于养老保险的公共财政支出如今成了不少国家政府的一块巨大的心病。
据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报告，奥地利、德国、希腊、意大利和芬兰等国政府的预算约有三分之一被用作养老保险，而在瑞典、英国和美国，政府开支有将近三分之一被用来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按穆迪研究报告，除了少数非洲国家，多数国家劳动力大军数量要么增长缓慢，要么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不断变大。到2030年，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将减员10%以上，预计到2050年，发达国家中仅两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位老年人，发展中国家四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位老年人。现收现支的社会养老制度显然难以为继。于是，发达国家普遍启动和推展开来职业补充养老保险。
职业补充养老保险又叫养老保险年金计划，以美国、智利等国的401k账户最为著名。绝大多数国家的职业补充养老保险都是非强制的，而且不少国家企业养老保险多数只由雇主投保，也有雇主、雇员双重投保。不过，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政府则对职业补充养老保险采取了强制实施的办法。为了调动企业实施补充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各国政府都普遍对此采取了税收优惠政策，正是这样，美国等国的企业养老保险的作用已超过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功用。据统计，美国每年为企业参加养老基金提供的税收优惠额高达500亿美元，英国每年养老基金税收优惠额为150亿英镑。为防止避税，有些国家对职业补充养老保险的缴费率作出了上限规定，一般都限制在15%左右。
作为社会养老保险和养老保险年金计划的重要补充，商业养老保险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支持，如智利、瑞士等国政府鼓励公民将个人储蓄存入个人单独的养老保险第二账户，并予以税收减免。德国是全球商业保险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中商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可达50%以上。之所以高度重视商业养老保险，主要是其在不同的社会保障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层面，商业保险可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产品和更高的保障程度，弥补社会保险供给的不足，丰富和完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
放在全球养老保险制度的框架之内审视，我国目前还有部分农民和城市居民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的范畴，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也仅零星存在于极少数企业，由于许多老人依然拘囿于“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商业养老保险并没有完全得到公众的认可。我国去年保险及家庭养老金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为9%，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14.9%，其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9.5%，到2030年将达16.2%。全国老龄办的调查显示，在京、沪、穗等十个国内主要城市，有七成被访老人表示退休金大致够用，13.7%的老人表示困难，感觉经济状况比较宽裕的老人只有15%。另外，我国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平均两周疾病发生率为18.9%，而老年人口两周疾病发生率高达46.6%，这一系列数据，都充分佐证了发展养老保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欣慰的是，被保险业称为“新国十条”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不久前正式发布，“新国十条”不仅“鼓励保险公司大力开发各类医疗、疾病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而且明确了对商业养老保险延迟纳税的激励政策，鼓励社会公众积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养老保险金。政策的刺激与发力将使我国职业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进入创新快道。另外，作为商业养老保险的重大创新之一，保监会在不久前发布了《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以房养老的全新理念与模式。所谓“以房养老”就是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按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据悉，“以房养老”已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城市开始试点。虽然不少细节还有待完善，受惠面还相对较小，但此举的确打开了养老保险的一扇全新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