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社会福利五大支柱之一，养老问题一直颇受政府、民众乃至市场的关注。在“互联网+”浪潮的引领下，养老产业亦被认为具有万亿级别的市场规模。由此，养老话题也在创业大潮中被裹挟，相关的创新方式也在酝酿之中。不过，在10月10日举行的“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空间集聚”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讨论的则是养老产业辉煌前景的背面：全国约有一亿的人口在跨省流动，其中九成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这种不平衡的人口迁移流动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和净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给就业、养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养老问题不等于养老产业化的问题，尽管后者的重要性非常值得探讨，但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养老问题是结构性的。2014年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数量估计达9830万人。其中，90%以上流动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仅占1.32%。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迁移流动直接影响了各个省市的老龄化程度。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等人口净流入地的老龄化程度因此减轻，同时河南、四川、安徽、贵州等人口净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加剧。
由于目前养老金的统筹只上升到省一级别，这就导致了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就能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劳动力流入，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也会更多，而养老压力相对更低；而经济越落后的省份，更多劳动力流出，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也减少，老年抚养比更高，养老压力更大。即便劳动力回流，但个人能够提取的只是自己缴纳部分，企业缴纳部分依旧要留在就业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3年制度抚养比最低的后几位省份都是人口净流入较大的省份，而制度抚养比高的省份多为人口净流出的省份。
养老压力失衡，问题已经非常清晰，从理论出发，只要养老金实现全国一盘棋，就能缓解这一局面。但若回归实际，势必触及地方利益的平衡。以深圳为例，2007年，深圳市439.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人数高达83万人，于是超过8亿元企业缴纳资金落入地方社保基金的口袋。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每一个经济发达地区，这就导致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成为了既得利益一方，若要全国统筹改革，企业部分该如何切割，原缴纳地方是否该保留，以及保留多少，都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然而，提升统筹层级，解决跨区域资金的结算问题，这已然是改革的基本难点，如果连这样的障碍都难以跨越，那么改革的大旗似乎就没有必要树起。
伴随着养老压力失衡问题的越发严重，针对养老问题的解决，可能不能仅仅局限于完成全国统筹，而是要系统性地解决政府养老的责任和边界。承担兜底责任，政府义不容辞，而通过发展养老产业，探索以市场的方式解决相当比例人群的养老问题，也十分重要。与其做全方位的养老规划，不如聚焦兜底性质的养老任务。至于中高端的养老服务，政府需要的只是设计制度平台，让企业拥有更大的创新空间，让专业的养老力量能够更快速地成长。
养老制度的全国统筹乃势在必行，不可阻挡，养老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是势所必然。在此前提下，养老压力的核心还在于养老金，即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的资金来源。具体到资金问题，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企红利能否以及如何服务于养老保障，二是养老金的投资风险如何掌控。这两个问题都伴随着争议和阻碍，也注定充满了博弈和斗争。但是，要扫除养老压力过大和失衡的问题，从全国统筹到国企红利划拨，再到养老金入市的讨论，都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些讨论中，公众的意见将如何汇入政策，政策的公平性与效率将如何兼顾，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