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话舒缓治疗医生 说出你的疼痛好好对待它

        图片说明：成文武，1968年出生，上海人。他在上海肿瘤医院负责一个特殊的科室：专门服务晚期癌症病人，提供舒缓治疗，缓解他们的疼痛，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最后一程。本版图片/晨报记者杨眉

        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许多癌症病人会步入晚期，肿胀、抽搐、溃烂、昏迷，和难以言说的疼痛。

　　非常糟糕的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往往束手无策，走投无路。

　　有这么一个医生，做出了改变：创立一个病区，专门服务晚期癌症病人，缓解他们的疼痛，帮助他们平静地、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他们为临终病人、为失去双亲的孩子点燃蜡烛，轻轻念祷告，提供哀伤治疗。我们也有那么多晚期病人，就不去管了？让他自生自灭？让他就这样痛苦了吗？”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拜访这位特别的癌症治疗医生成文武。

　　在这里，无需忍耐，

　　把疼痛说出来

　　东安路270号，上海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

　　名字平淡无奇，规模也是全院最小（12张床位，6个医生），但这里，却是全上海乃至全国一个难得的医疗空间：专门服务晚期癌症病人。

　　“心理很矛盾，不痛的时候活着的念头很强烈；痛起来巴不得死了算了，对药物很拒绝；从能走到下不了床、从能在床上坐着到翻身困难，只有三个月；

　　浑身疼痛难忍，整夜无法入睡，到最后都疼糊涂了……”这是一位晚期乳腺癌患者家属的自述，也是晚期癌症病人共同的艰难历程。

　　此外，他们时常还要置身另一个困境：一旦被判“晚期”，就很难得到床位，住院治疗。这一方面凸显了床位紧张等医疗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目前“主流”癌症治疗面临的矛盾：癌症发展到晚期，险象环生，极为折磨人，是很需要医生的时候，但此刻，往往病人不得不独自承受难以言说的疼痛，而他们的家人，则备受眼见亲人受苦却束手无策的煎熬。

　　“以前有媒体把我们说成是‘临终关怀病房’，这是一个误解。”综合治疗科主任、创办人成文武说，他中等个子，清瘦，白大褂下整齐地穿着衬衫，系着领带，“我们这里主要服务晚期癌症病人，有些是发现肿瘤的时候，已经不适合开刀了，但是会有不适，疼痛，这些症状是需要处理的。等症状缓解了，就可以回家，也可以拿着我的（治疗）方案住到基层医院。有些是发现了肿瘤的时候不适合开刀，在我们这里稳定一段时间后，再去手术。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已经很晚了，那么我们做的，就是怎么样把他心理和肉体上的痛苦减到最少，安详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综合治疗科有四间病房，每个房间两到三张床位，弥漫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安静，病人和陪护的家人似乎满腹心事，却又无话可说。而这种氛围在成文武面带微笑走进来查房时，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今天感觉怎么样？要和我拉拉手吗？”立在24号床边，成文武笑问。病床上躺着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妇，面色青白，她虚弱地一笑，从棉被下伸出同样是青白色的右臂，拉了拉成文武的手。

　　“她是肠癌晚期。”出了病房，成文武悄声透露，“前几天送进来的时候，整个心脏、胸腔里都是积液，不能平躺，只能坐着或者站着，很难受的。我先把肺里的水控制住了，现在至少能躺下去了。我和她约好，我查房的时候，如果她感觉还不错，我们就拉拉手。”

　　33床是一位浙江上虞来的老者，右肺癌变，几趟化疗下来，人几乎垮了，下肢肿胀如象腿，绍兴、杭州、南京数家医院看下来，都没能消肿。“今年夏天，我们到了上海肿瘤医院，碰巧看到有这个科，和成主任一谈，就决定住进来了。”老者的妻子说，在江浙沪各大医院跑了一年多，这里给她的第一印象很不同：热心安排床位，不用找关系；医生亲切，有耐心，肯听她说话；此外，她总算听到了一句“安心话”：“慢慢来，我会处理好的。”

　　近半年来，他们一直在这里“进进出出”。水肿消了，就回老家，腿肿了，再到上海来住院。老人家很硬朗，只要一消肿，就自己下地刷牙、打水、梳洗。

　　“今天出院啦。”

　　成文武来到28床边，用上海话向一位六十开外的阿姨打了个招呼。她是肝癌晚期，一周前因面色蜡黄，昏迷抽搐送进医院，其他医生无法判定是何所致，仪器反复检查，也查不出所以然。送到综合治疗科后，成文武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判断是癌细胞脑转移，伴有肝昏迷，通过静脉给药控制住了黄疸，把病人从鬼门关“拖”了回来。只是阿姨的情绪还有些低落，一边摸摸索索收拾东西，一边带着哭腔，指指成文武对家人说，“我就是舍不得伊呀……”

　　“下趟再来呀。”成文武含笑道。“我们这里进进出出的病人蛮多的。”据成文武介绍，每年，综合治疗科大约收治350位病人，每人平均住院天数约为14天。“好多肿瘤弄不掉，也没有办法治愈，到了晚期，很痛苦。那些骨转移的病人，真是痛入骨髓啊。我们这里还来过一个患肠癌的，肛门都烂穿了……但我们目前治癌症，主要是对付肿瘤，对病人疼痛的理解不够，‘生这个毛病么，总要痛的’，经常有人这么说。病人说我肿瘤不怕，死也不怕，但是我就怕痛不欲生，医生你给我止痛。但是往往好多医院只说你这个肿瘤应该怎么治，没涉及到他提出来疼痛的需求。你到国外去就不是这样了，病人说疼痛了，马上要高度重视，想法设法缓解你的疼痛。”

　　综合治疗科创办于2006年，开张伊始，曾叫“姑息治疗科”，但因为拗口费解，改成了目前这个名字。“后来我又想了名字，叫‘舒缓治疗’，实际上，不管叫什么，它是一个不同的医疗理念，就是把生和死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既不刻意地去延长它，也不刻意地去缩短它，但是重视和处理病人的症状，包括疼痛、贫血、乏力以及心理上的困扰等等，尽量缓解痛苦，让他感到舒服，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在综合治疗科的走廊里，贴着一张医学海报，醒目地写着“无需忍耐，把疼痛说出来！”，还详细列出了不同的疼痛感受：刺痛、放射痛、烧灼痛、刀刺痛。“晚期癌症病人都很痛的，但疼痛的感觉和程度不同的，那我就量化，0是没有痛，10是最痛，病人自己说，现在痛到几分，那我就知道了该用什么药，怎么治疗。”

　　让病人自己

　　来决定生命的最后一程

　　“下趟再来呀。”

　　和出院病人告别时，成文武经常说这句话，有些病人听了是安慰，有些病人直摇手，好像“触霉头”似的。但成文武说这句话，是有他的意味的。他仿佛想借此暗示晚期癌症病人和家属，不管还能活多久，是否会出现奇迹，癌症的降临提醒着我们，我们终需鼓起勇气，面对死亡。

　　2004年，成文武去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进修，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癌症医院，仅员工就有三万四千余名。在这个庞大的机构里，有个小小的空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间family meeting room，癌症病人在这里家庭会议，有谁参加呢？病人、家属、医生，护士，可能还有社工、心理咨询师。大家进来后就坐在一起，就开始讨论疾病，诊断是什么，有哪些治疗，利和弊是多少，让病人自己选择。”

　　这个流程，体现了“舒缓治疗”的核心：不但缓解病人的疼痛，而且要尊重他的知情权，由病人自己来决定生命的最后一程如何度过。

　　2006年着手创办综合治疗科时，成文武向医院提出了申请，希望有一间“family meeting room”，但终因床位紧张而作罢。但病区运行起来后，他还是找到了一个谈话空间。在医生办公室和病房之间，恰好有一片长方形、十来平方米的走廊通道，进出人不多，一侧是一排蓝色塑料椅，可以坐下聊聊。慢慢地，这里变成了一个没有围隔的“谈话角”，经常可以看到成文武和家属相向而坐，低声交谈。

　　在这里，成文武会向家属，甚至病人本人交代一些事情

　　第一，最后关头，不做“创伤性抢救”。“人已经到这个地步，就像灯油已经全部燃烧完了，为了拖几个小时，又要切气管、又要插导尿管，又要静脉切开，胸腔打开，做给谁看？做给家属看吗？家属愿不愿意看？”

　　第二，目前有哪几种治疗方案，详尽地告知、解释，由病人和家属来选择。

　　第三，也是最难的，告诉患者家庭真相：得了什么肿瘤，处于什么阶段，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预计还有多长的生存期。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成医生，舒缓治疗是要告诉病人真相，让他们有知情权的？

　　成文武：我是主张告知的。我曾经建议医学院应该开“死亡教育”，但不成功，说我太超前了，实际上不超前，国外的教育，三四岁就开始面对这种话题了。我看过一本绘画本，《爷爷变成了幽灵》，我觉得人家小孩子都能谈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谈论，所以我的工作一部分，就是和晚期或者临终患者做有技巧的沟通。

　　星期日：你的技巧是什么？

　　成文武：我有两套方法，一套叫“竹筒倒豆子”，如果病人平常心情比较开朗的，也愿意接受医护人员的照顾，对自己的病情也有所了解的，那我就直接对他说了，病情到什么程度，治疗方法是什么，估计生存期是多少。如果病人家属有要求我们不能讲，或者患者平常就胆子比较小，比较容易忧虑，那么我就采用另外一套方法，“挤牙膏”，一点点地把你病情告诉给你，不能今天一诊断马上就说，你是晚期了，大概预期生存三个月，这样人马上就垮掉了。

　　星期日：你和晚期癌症病人打交道，已经二十多年了，接触了无数的病人和家庭。在你的观察中，人们对疾病，尤其是癌症这样重大疾病的知情权有什么变化吗？

　　成文武：是有些变化的，我是1991年到肿瘤医院正式工作的，当时大家对癌症还是比较陌生的，很难接受，很不愿意谈论。现在肿瘤比较普及了，大家的认识也比较多了，特别是经过长期治疗的那些患者和家属，开明的人逐步多起来了，愿意去面对疾病，面对死亡，尽力配合医生，接受治疗。原来我们门诊没人的，同样是专家门诊，旁边人家化放疗的挤得门庭若市，我们这里空荡荡，门可罗雀。现在陆陆续续也会有病人来排队看了，因为的确认识到生活的质量是比较重要的。

　　但我也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他爱人乳腺癌转移，用药已经用到顶了，但他不能接受现实，认为只要肝肺心肾这些重要器官没有肿瘤，就不会是晚期。我说你爱人的毛病是比较重的，但是他说我有的是钱，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你把我爱人救活。但有钱不一定能换命啊！

　　星期日：遇到这样的家属，你怎么办呢？

　　成文武：谈啊，整整谈了45天，每天3小时谈。实际上，那个病人整个肠子都梗阻了，饭都吃不下去，要还有一肚子的腹水和一腔胸水。

　　星期日：你为什么要和他谈那么久？

　　成文武：如果他不接受现实，还是会继续纠结在“我有的是钱，你给我治”的思维里，那剩下来的一个多月，就这么度过吗？一个月很快的，既然治不好了，病人和家属应该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星期日：你这么说，我忽然对舒缓治疗有了一个认识，缓解疼痛，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人只有不那么疼痛了，才有那个空间安静下来，好好想想，最后的时间要如何度过。

　　成文武：是啊，我就和那个家属说，如果钱都能够买命的话，那命就不值钱了。你现在应该多陪陪她，对她好一点，这是你要做的。后来我还建议他，打个电话让国外的女儿回来陪陪妈妈。他还有些犹豫，女儿在国外读大学，如果回来时间长，可能要休学半年，会不会有影响。我说，大概就是这点时间，你和女儿商量一下。女儿后来回来的，和男朋友一起带来。那个国外男朋友倒是蛮好的，听不懂中文，还陪夜。

　　星期日：你的建议是很重要的，不然母女俩也许没有告别就永别了，那会是一个很大的创伤。以前我采访过一位普林斯顿的年轻教授，复旦毕业后出去的。他妈妈就意外去世时，家里也是怕耽误他学习，一直等到四十多天丧事全部办完以后才委婉地告诉他。这位教授现在是个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但妈妈最后一刻，他没有陪伴在她身边，这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

　　成文武：我还要举个例子给你听，并不是所有从国外回来的人就一定接受了国外的文化。有个病人是前列腺癌晚期，全身转移，很痛苦，卧在床上不能动，褥疮，腹水，骨转移的疼痛很强烈。转到我这里来时，已经没几口气了。他女儿女婿都在国外当医生的。我说，你父亲现在这么难过，已经没有神志了，预计生存时间是24小时，最长不超过48小时，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是不是和国外一样，给点药，让他安静下来，舒服一些。但是我不确定这些药用下去，他会不会扛不住，半支下去人走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是不是这么办，要你点头，你不点头我不敢用。令我震惊的是，她说不用，坚决不用。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你的父亲舒服一点？她说这个我不管，你得给我救，死命地救，老头子多活一分钟，我心里安慰一分钟。我说，不打这个药会很痛苦得死掉。她就是不用。我只好按照她的意思来。后来病人大概挣扎了26个小时，很痛苦的，一直叫，气也喘不过来。她女儿就坐在旁边看着，什么都没说。然后她累了，叫她老公来换他。

　　星期日：这位老先生是你的病人，你希望他平静地离去，但是决定权又在家属身上，你得眼睁睁看着病人受苦。当病人家属和你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成文武：没办法，我尊重病人和病人家属，除非病人神志清醒的时候，和我关照好。前两天有个病人，从小看我长大的，算是我的长辈。有一天，她把所有的直系亲属叫过来，交代他们，最后关头，我儿子说了也不算，成医生说了算，你们也按照他的来。

　　星期日：我想，这位病人一来是信任你，二来对于最后时刻如何离开，她是有自己意愿的，希望通过你，确保自己的意愿。

　　成文武：是的，她希望自己走得平静些。

　　星期日：我听说一些国外的意愿，病人会填写“意愿书”，比如不要插管子，不要切器官，这个意愿书是有法律效力的，医院和家属都得遵从。在你的科室，有人会写意愿书吗？

　　成文武：中国没有，有也没有法律效力。不过，现在有些病人会和我有所表达，决定自己怎么走，但大部分情况还是家属做主。

　　星期日：你怎么理解这种普遍的情况呢？

　　成文武：可能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谈论病情，谈论死亡吧。曾经有个学心理的志愿者，到这里来和晚期病人谈，开口第一句就是“你的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对身后事有什么想法。”人家差一点一个耳光甩上去。后来我和她说，你现在和他又不熟，你最多就是坐下来，先问问他，你有哪些不舒服，先讲给我听听。你要听他有什么要求，再去辅导他，而不是坐下来，直接谈身后事。

　　星期日：一个人痛苦地喊叫了两个小时走，和他平静地躺着两小时走，对你来说，这种差别意味着什么？

　　成文武：对于死亡，我没研究，我只是从医生的角度看作是一个生物体灭亡的过程，当然人这种生物体和一般的生物体不一样，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思维和情感，我的职责就是既然要在我手里走，我就让人安详地走。一个病人在痛苦中离开，对我来说是有压力的。我们不是单独病房，他周围还睡着其他病人，他们看在眼里，肯定会恐惧。第二个，我们医护人员心里也很难过，你去听，如果晚上很幽静，整个走廊里就听到一个声音呻吟，或者哇哇拼命叫，不要说睡不着，心里也很发毛的。

　　综合治疗科的病房，和其他癌症病房没有什么不同，阳光充沛的时候，会有种温暖感，而阴天的时候，仿佛就弥散着一层苍白。但这里的走廊是有些不同的，墙壁上画着手绘图画，贴着一张张病人和医护人员写下的话语，是那种唯有在一些妇幼保健院才能看到的温馨。这种低落和平和、希望和无望交织的景象，仿佛是喻示着这个空间时时刻刻发生着的真实。

　　综合治疗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病人住院期间正好遇上生日，成文武都会自掏腰包，买一个蛋糕为病人过生日，然后把蛋糕分成十二份，和其他病人一齐分享。

　　这个规矩背后，有个故事。六七年前，病区来了一个临终病人，家人说，他有个心愿，再过几天就是60岁生日了，他很希望能捱过这一天，过一个甲子再走。后来成文武和同事们的确让他坚持到了六十岁那天。“那一天我想了想，买个蛋糕就一两百块，给他过个生日吧，大家热闹热闹，就买个蛋糕，插上蜡烛，给他过生日。”成文武回忆道，“病人本来在床上眼睛都张不开的，半昏迷了，一看给他过六十岁生日，一下子开心地坐起来和我们唱生日歌了。”

　　生日过完第三天，病人再也没有醒过，两个星期不到，走了，但是神情一直很安详。

　　也有些时刻不是温馨的。就在11月上旬，傍晚六点下班时，送来一个新病人，成文武看了一面，等次日一早去查房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他是消化道癌，山东来的，在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很长时间，腹水，胸水，褥疮，都有。医生关照过他了，睡觉只能朝右边，因为身体右侧已经大量积水，如果朝左侧睡，就会压迫到心脏。值班医生告诉我，他今天早上就猛一翻身，一下子把心脏填塞了，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他儿子说他这个阶段一直说自己很痛苦，厌世。猛一翻身，是医学上的大忌，他肯定知道，我猜测，那是他自己做了了断。”成文武说，感人也好，惨烈也好，在这个晚期癌症病人的驿站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什么是医生“质的问题”？

　　舒缓治疗，是什么时候触动成文武的？

　　1999年底，医院安排成文武和另一个从事护理研究的同事去香港三天，参观香港的基层医院。其中，“宁养院”深深地吸引了他。

　　香港护士钟淑子从事癌症病人的护理，她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无数濒近死亡的癌症病人痛苦不堪，为何医院和自己无能为力？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于是她前往英国求学，专门学习末期癌症的舒缓治疗和护理。1982年学成归来，在香港圣母医院成立第一个临终关怀小组。随后，为晚期癌症病人和其他临终病人提供身心照顾的“宁养院”陆续建立，成为一项社会的公共福利。

　　“最吸引我的，是他们怎么样人性化地去处理那些晚期的、临终的病人。为什么人家会处理得这么好，我们为什么就不及他们呢？比如为临终病人，为失去双亲的小孩子，宁养院会为他们点燃蜡烛，念祷告，提供哀伤治疗。”成文武回忆道，“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个场景，一个私密的谈话室，有几个人来活动，他们失去了亲人，在这里接受一个集体的心理疗愈。那个画面，对我触动蛮大。人家可以想做这些，我们却没有？从那个以后回来，工作不再为了吃饭，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真的要去做一些事情。”

　　香港回来以后，成文武写下“万言书”，呈交时任院长，建议上海肿瘤医院首创这样的服务，院长很赞赏他的提议，但遗憾的是，那时没有成形。

　　2004年，成文武通过了全院“打擂台”，从“40选8”的PK中胜出，获得了去美国进修的机会。有人建议他去学习当时最热门的“生物治疗”，成文武没去，而是到休斯顿的MD Anderson癌症中心专门学习了晚期癌症病人的舒缓疗法。“我从1991年工作开始，一直和晚期癌症病人打交道，现在知道有舒缓治疗，肯定要走这个方向的。”

　　回来之后，成文武再次递交了“万言书”。不过，五年后的他也变得“老练”了。他先是邀请美国舒缓疗法的专家到上海来，随后又建议专家把医院的领导请去国外看看。“我们领导去参观的时候，正好看到两个晚期癌症病人在病房里举行了婚礼。那个场面感动了他们，回来以后就决心创立这样一个科室，让我来开展工作。”

　　星期日：1999年去香港的时候，你也是一个既敬业又困惑的医生吗？

　　成文武：我敬业是很敬业的，但当时没什么困惑。讲难听一点，工作就是为了吃饭，根本没有考虑质的问题。

　　星期日：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成文武：1991我从上海中医大学毕业后，就进了肿瘤医院，跟着老师于尔辛做“大肝癌”，实际上就是治疗晚期肝癌病人。当时肝癌的死亡率非常高，余老师是个老中医，医德非常好，他就带着我们研究怎么中西医结合，怎么用介入（即利用细管子从血管进入，直接给肿瘤用药的技术——记者注）和放疗治疗晚期肝癌，有很多突破。

　　星期日：于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成文武：于老师全国赫赫有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按他这种地位，住个别墅也是应该的，没有，他现在还住在很普通的公房里，他整天就是围着书转，要么就是为病人看病。那些老的、好的“上医”（即上海医科大学）的人，真的是有这个境界。当时我们科室搞晚期，钱很少的，老师一直告诫我，年轻医生不要老想着钱，你们应该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做，只有去做，只有不断地去接触病人，你才会觉得你今后有一定的价值。既然有这么好的老师，我就想沉下心来，一直往前面走下去。

　　星期日：但是你刚才也很坦率，说去香港之前，工作只是工作，没有考虑质的问题。我猜于老师的敬业影响了你，但他创造的方向，还不能解决你职业中“质的问题”。

　　成文武（摊开两手）：我这双手，大概是上海滩送走人最多的一双手，四位数。我遇到第一个死亡的病人，大概是1989年，我还在曙光医院实习，值夜班。那个病人是个白血病的患者，女的，40来岁，血小板太低了，后来脑子里大量出血，当天晚上就死了。她女儿，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哭得很伤心。那时候我就觉得挺震撼，一个人就这样死掉了，旁边还有一个这么小的可怜孩子，就觉得很震撼。1991年到了肿瘤医院，经常要值夜班，当时肝癌死亡率很高很高，有时候值一个晚上的班，可能要死掉三个，甚至更多，每个晚上都会有很多的事情，消化道大出血、昏迷……‘死相’都很难看的，如果说一个病人在你面前几分钟吐一脸盆血，你觉得怎么样？肯定很糟糕的。就算不轮到你抢救，你得坐在那里不能睡觉，心里高度紧张，这种情形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四五年。等你手里送走100个人的时候，你已经很熟悉整个流程怎么走了，怎么抢救，怎么谈话，但那时候，的确感觉自己很无奈，这些人都救不活。

　　星期日：现在我理解了，香港之行为什么那么触动你。从开始关注舒缓治疗以后，你和病人的关系变了，以前似乎更多的是你和肿瘤的关系，现在开始有了和人的关系。

　　成文武：“病人”、“病人”，过去我们只看见前面的“病”，没有看到后面这个“人”字。实际上是“病”生在这个“人”身上，如果“人”没了，“病”你看得再好，白看。所以现在先理解后面一个字，然后再去看待前面一个字，叫“病人”。1999年去香港，差不多正好工作十年，有点转折的意味，后来去学了舒缓治疗，感觉自己主动了，甚至想去创新了，这就两样了。

　　在目前的医疗体系中，舒缓治疗仍然是个“超前”的服务，这意味着，成文武和他的同事们要为此支付现实的代价：收入偏低，缺少课题经费，难以发表论文，以及，他们经常听到尖锐的质疑：

　　“外科医生说我能把肿瘤开掉了，化疗医生说我把肿瘤打掉了，你们呢？也没把肿瘤治好，整天在和半死不活的人打交道，也没医好，你们的价值在哪里呢？一会来一个你送一个，难道送死人是有价值的吗？”

　　“我反问一句，每个人不可能长生不老，总要死的，我们优生有了，优逝有吗？第二句话，肿瘤这个毛病，是不是都能看得好？百分之七十的肿瘤都是会进一步发展下去，走向晚期的。那么这些病人你怎么办？不去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了吗？让他就这样痛苦了吗？”成文武说，“你们不要的病人，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他们减少痛苦，家属也很平静，这就是我的成就感。实际上，这个‘市场’比真正治好的‘市场’来得更大，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