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在统筹考虑人口政策、社会养老保障、调节人口代际退休人口支持水平平衡等因素基础上，把人口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变量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综合平衡方案。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其特殊性，由于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世代更迭和老龄化有可能进入一个激烈震荡阶段。联合国人口预测报告显示中国人口达到顶峰时间的由原先的2050年以后逐步前移到在2025年左右。同时，对中国人口到达顶峰时的数量也由最初的16亿以上逐步下降到顶峰时的数量可能不会超过14亿。对中国人口变化的预测数出现如此持续的调整，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所导致的生育率水平下降及其变化趋势有关，已经不能用预测误差来解释。
人口增长峰值的变化趋势直接关系到人口中15—60岁劳动年龄纳税人口与60岁及以上退休吃税人口的比例。据人口学家测算，这一比例从2013年到2030年将不断下降。
由于历史欠账原因和通货膨胀因素，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养老金筹集和支出方式还只能是“记账式”的名义账户，而不是“累积式”的实体账户，退休吃税人的养老金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同一时间截面的劳动力年龄纳税人口负担。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以及领取养老金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养老金的隐性债务开始显现。为此，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养老金的征收力度、扩大养老金征收的覆盖面，使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负担进一步增加。长此以往，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和外迁潮，造成劳动年龄纳税人口与退休吃税人口的比例加速下降，养老金隐性债务扩大。
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人口政策取向的选择或社会养老政策的设计问题，而成为必须纳入今后20年中各五年规划加以全局考虑的基本要素变量。为此，建议：
立即成立由政府决策部门、学界和企业界专业人士参加的第三方独立课题组，总体研究今后15年人口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综合影响。必须在统筹考虑人口政策、社会养老保障、调节人口代际退休人口支持水平平衡等因素基础上，把人口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变量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综合平衡方案。
与此同时，要注意防止在养老问题的决策上出现脱离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国情、过度理想主义化的倾向。切忌在劳动年龄纳税人口与退休吃税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同时，又不切实际地提高政府对社会养老水平的承诺和人们对提高养老水平的期望值，以避免因人为决策的失误，扩大我国养老金的隐性债务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