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2015国际社会养老事业发展合作暨江浙沪养老服务业高峰论坛”上，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表示，目前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没有变化，各省份的养老服务业发展也存在区域不平衡的情况。全国老龄办正就此着力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研究和探索。
对于中国的老龄化和养老压力问题，有关部门在产业层面引导养老服务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社会舆论不能为了养老产业的特殊利益，而额外夸大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在养老服务方面，需要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来准备相应的政策与产业发展计划。
现在市场上最常见的分析法，是简单地用人头计算供养比和老龄化压力。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夸大青年人占比减少、老龄人口占比增大后的养老压力。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人头供养比分析方法，是来自于已经完成了现代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社会。对于农村人口占比较高的中国而言，还会经历城镇化和经济一元化的过程，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还能大大提升。这意味着，用简单的人头比计算老龄供应负担是不准确的。
当一个国家的城乡经济一元化和老龄化过程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合时，由于每一代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那么，实际上劳均可承担的老龄供应负担是在变化的。如果说，在传统农业劳动力占比超过30%的情况下，供养一个老人需要4个劳动力所提供的剩余产出，那么，当农业劳动力占比降到5%左右时，供养一个老人可能仅仅需要2个劳动力所提供的剩余产出。如果还考虑到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在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老龄供应负担可能会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
在已经完成人力资本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决定一个国家老龄化压力大小的关键因素是人口增量和技术进步；而在还没有完成人力资本现代化转型、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决定一个国家老龄化压力的关键因素在于经济现代化和人力资本现代化转型的速度，其次才是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量。
正确理解不同经济体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老龄化压力，会有利于相关政策和企业行为的选择。